唐太宗李世民座前諫官魏征以“過分認真”而傳芳千古，其曾奏請太宗曰：“求木之長者，必固其根本;欲流之遠者，必浚其泉源”。魏征視根為樹木之源，視泉為水流之源。現實中，政治家視民心為執政之源，藝術家視生活為創作之源，百姓視金錢為萬惡之源，生物學家視水為生命之源，等等。或可說：萬物皆有源。那對企業來說，何為其生命之源呢?
斯大林曾說過：“離開革命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，而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”，時下，部分企業管理者多有“重方法輕理論”傾向，誤以為學管理就是學方法。殊不知，方法是理論的衍化物，故而任何方法都具有條件約束性，都不可能做到“放之四海而皆準”。管理者如若拋開理論而一味鉆研方法，極易陷入“經驗主義”和“教條主義”的漩渦而走上形而上學的道路，實踐證明，形而上學只有兩種結果：要么害死別人，要么害死自己。企業生命之源是企業管理的支點，只有從理論上找準該“支點”，才能跳出“經驗主義”和“教條主義”的漩渦，才能在實踐中創造千變萬化的管理“杠桿”，并在推動企業發展中像阿基米德說的那樣：“給我一個支點，我可以撬動地球”。反之，如若找不準企業管理的“支點”，別說“四兩撥千斤”是癡心妄想，就算說“千斤撥四兩”也是癡人說夢。對于什么是企業生命之源，可謂“橫看成嶺側成峰，遠近高低各不同”，最典型的有以下幾種見仁見智的論點：
一是認為“人才”是企業生命之源。電影《天下無賊》有句臺詞：“二十一世紀什么最珍貴,人才呀! ”但國有典故叫“身在曹營心在漢”，說是徐庶“吃著曹操的飯，想著劉備的事”，故有“徐庶進曹營，一言不發”之說。徐庶雖大才，卻無益曹營，故以“人才”或“人員”論企業生命之源者，似欠周全。
二是認為“創新”是企業生命之源。話說“只有求新求異，事物才有生命力”，但創新靠什么呢?創新肯定靠人才，此就回到了第一個問題上。
三是認為“文化”是企業生命之源。文化是什么?“一個人的習慣叫性格，十個人的習慣叫風氣，一百個人的習慣就叫文化”。文化只是人員的一種行為自覺，而缺乏人員行為自覺的企業文化必將“永遠在路上”。只要提到人員，又會回到第一個問題上。
四是認為“誠信”是企業生命之源。司馬光曰：“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寶也”。企業誠信很重要，但企業誠信最終靠誰來兌現?企業的誠信最終都要靠人員來兌現，提到人員就會再次回到第一個問題上。
五是認為“質量”是企業生命之源。低劣的產品質量或服務質量必將導致企業衰亡，但以高成本維持的高質量也會導致企業衰亡，而壓縮成本一靠技術、二靠人。而且，提高質量的技術或是壓縮成本的技術關鍵靠什么呢?還是靠人才，此又回到第一個問題上。
以上五種論點雖難解企業生命之源，但都有一條線貫串其中：人。也就是說，企業生命之源肯定與人有關，那是不是說人就是企業生命之源呢?答案是否定的。人就如同一根水管，如果水管不出水，那就毫無意義。那人這根水管“要出什么樣的水”，才能澆灌企業生命之樹呢?為解此疑，不妨回到第一個問題上，看看徐庶身上到底缺乏什么特質才會無益于曹營。其實，只要能正常思維的人，一眼就能看出徐庶身上所缺的東西——積極性。人員只要有積極性，無論是談人才，或是談創新，或是談文化，或是談誠信，或是談質量，都無需多談。相反，人員若無積極性，談什么都是“紙上談兵”“對牛彈琴”。人員積極性的實踐表現只有一個字：勤。比如，勤志、勤學、勤思、勤鉆、勤精、勤事、勤干、勤儉，等等。人有“勤”字當頭，何事不可為呢?反之，人無“勤”字作首，賢人也會變成閑人，既為閑人，可以為何事呢?
綜上所論，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就是企業生命之源者。此道理雖為常人知曉，但時下能深明其義者，或似門可羅雀。至于如何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，此處不作深論，但可循于韓非子所言：“凡治天下必因人情”“夫安利者就之，危害者去之，此人之情也。”韓非子所言的“人情”，即為趨利避害的人性。企業管理的要義，就是要激活趨利避害的人性，使人在亦趨亦避中好好工作。我們常說的“解放和發展生產力”有兩層意思：一是解放人性，二是發展技術。發展技術有兩種渠道：一是自創，二是引進。技術自創是發展技術的關鍵，而發展技術關鍵靠人。故而，從此角度講，企業管理的本質就是解放人性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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